《人类大瘟疫》：霍尼斯鲍姆的疾病史写作

　　2020年新冠肺炎已在全球引发大流行。在全球疫情走向还不明朗的势态下，英国作家马克·霍尼斯鲍姆(M·Honigsbaum)的《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流行病》(The Pandemic Century,One Hundred Years of Panic,Hysteria and Hubris)中文版即将上市。

　　霍尼斯鲍姆著有多部世界传染病史书，自2003年起，他已出版《热病之旅：寻找对付疟疾的方法》(The Fever Trail in Search of the Cure for Malaria，2003)，《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Living with Enza：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 and the Great Flu Pandemic of 1918，2009)，后者在2009年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年度科学书籍。2013年出版了《全球大流感史》(A Hi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s Death,Panic and Hysteria,1830-1920)。此外，他还在《柳叶刀》《医学史》《医学社会史》和《生命科学哲学》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书评和论文。

　　2014年至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期间，英国惠康信托基金支持了一个口述历史的项目，霍尼斯鲍姆赴非洲采访了40多名关键的科研人员和卫生防疫人员，调查他们对疫情的医疗和人道主义反应，这部分内容被他写进了《人类大瘟疫》。目前，他重点研究欧美近期出现的关于疫苗接种与否的争议，称其为“疫苗犹豫”现象。

　　霍尼斯鲍姆的疾病史写作有着强烈的自我风格——重视捕获历史细节，这一理念与一般严谨的医学史和传染病史学术研究有所不同，更接近科普性质的纪实报道。这种写作风格与霍尼斯鲍姆的身份有关，他自诩为作家兼新闻记者，曾是英国《观察家报》首席记者，并在《标准晚报》《星期日独立报》和《卫报》等担任调查记者和专题撰稿人。2019年起还担任伦敦城市大学新闻系活动部主任、高级讲师。其制作的科学主题动画《传染病是如何传播的》，也在TEDED播放。目前，他与盖茨基金会合作了一个数字动画和博客——“病态的历史”。《人类大瘟疫》是霍尼斯鲍姆2019年的作品，属于科普性的纪实报道，严格遵循了他自己认可的写作原则，细节与危机并存。《人类大瘟疫》的叙事从1916年7月1日这一天开始，作者以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岛上惊悚的“鲨鱼咬人事件”拉开故事帷幕，全书分9章，选取了近百年来全球暴发的8例特大传染病案例，“蓝死病”、“天使之城的鼠疫”、“鹦鹉热大流行”、“费城杀手”、“军团病卷土重来”、“美国的艾滋、非洲的艾滋”、“SARS：超级传播者”、“跨越国境的埃博拉”和“寨卡”，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与瘟疫相生相斗的历程。通过档案、书信、日记、媒体报道、商业广告和口述访谈，霍尼斯鲍姆详细地梳理每次疫情暴发后，个人（病人、医生、家属）、社区、国家和舆论等方方面面的反应，尽可能复原历史场景；他就像是一位出色的战地记者，随军驻扎在欧洲、北美和非洲等处的军营里，追踪病毒传播的路径。他是专业的科学记者，在忠实报道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同时，再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分子生物学、逆转录病毒之类的专业术语，使之成为公众能够理解的传染病常识。新闻学和历史学兼具的知识背景使霍尼斯鲍姆的著作既能从容地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长卷与思想史深度，又不乏新闻广角的宽度和热点。第二章“天使之城的鼠疫”讲述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事件，作者通过报纸广告和政府的市镇规划，分析了美国东西海岸两大城市——纽约与洛杉矶——政府与商人的不同反应，揭示出在这场疫情的处理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商业地产商——在影响着政府的抗疫决策：

　　那时，商人们正将洛杉矶标榜为一座清洁卫生的养老之地，没人想把这座骄傲的明日之城跟鼠疫联系在一起。在洛杉矶出现鼠疫事件对美国公共卫生局和加利福尼亚卫生局的名声也是一个重大打击。

　　基于商业考量，美国各大都市的日报对疫情反应持不同态度，当来自黑暗中世纪的瘟疫降临20世纪的洛杉矶时，洛杉矶市政官员和新闻界的第一反应是要糊弄公众，《洛杉矶先驱观察报》对董事会表态“绝不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而对远离疫区的纽约媒体来说，没有比鼠疫更能增大发行量的新闻热点了，“就算报道了真相，引发恐慌也无所谓”。东西海岸商业精英之间的竞争直接引导了舆情，制造美国社会新一轮的恐慌情绪。

　　在讲解鼠疫杆菌发现的科学过程时，作者将视野转向中国东北，回顾1910年在哈尔滨发生的鼠疫惨状，解释中国科学家伍连德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如何形成科学家共同体，在实验室里确认了鼠疫杆菌的存在，从而绘制成20世纪全球抗击鼠疫的历史画卷。这样的著作让读者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很过瘾。

　　霍尼斯鲍姆的传染病史书写是随着疫病感染轨迹布局的，跨越了时空、边界、国族和文化。他认为，当时的医生无法判断流感是否会卷土重来，但历史学家可以有一个长时段的考察，通过资料的累积，分析事件的延伸性和社会反应。同时，历史学家也可跟随科学家的研究追索疾病的原因和路径，并利用当地科学家资源，在实验室反复求证所获得的信息，描绘现代传染病毒谱系的全貌。比如，关于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的叙事，作者将时间线索向前追溯到1889年的俄罗斯流感，向后推及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一直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讲述了美国病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如何从死于1918年流感的阿拉斯加女患者身上获取病毒基因片段，再加上2005年发现的病毒株基因组序列，才揭开西班牙流感暴发的真相，从而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霍尼斯鲍姆的著作中引用了《费城询问报》的评论：“恐惧就是流感的最大帮凶。”1918年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导致5000万人死亡，几乎占世界人口的3%，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传染病。这场“大瘟疫”吸引了众多历史学家的兴趣，仅2000年以来，就有不同语言的近百种专著出版。2005年，作者接触此议题后，首先聚焦其熟悉的英国社会，2009年出版的《与恩扎一起生活》一书，描述了对疾病的恐惧是如何渗透到维多利亚文化中的。作者认为流感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社会和文化焦虑的晴雨表。他在完成前一本书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对此议题的兴趣，《人类大瘟疫》就是从此场疫情开始，发生地由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转向同时代的北美军营，聚集大流感在美国发生的历史。据当时的记载，流感患者身体会呈现出一种深紫色的色调，作者借用深蓝色的“天芥菜紫绀花”，将1918年流感称为“蓝死病”，以此隐喻当时民众和社会的恐惧。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堕落、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恐惧是人们对疫病无知而产生的本能反应，但疾病污名化，甚至污名化患者，则是将恐怖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便变成了一种隐喻，艾滋病患者就是 “上帝的审判”，是对“变态”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惩罚。作者认为新兴的信息传播渠道，比如电报的发明和大众媒体，会进一步放大恐惧。1924年洛杉矶鼠疫的信息最初由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用了 “怪 病”、“濒 临 死亡”、“黑死病的受害者”，以及“洛杉矶13人死于肺鼠疫，恐惧四布”等极具煽动性的话语。《费城询问报》表示“恐慌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恐惧了”。在洛杉矶人还处于对鼠疫的惊恐不安中时，地中海多数港口也暴发了鼠疫，美国政府启动海港隔离检疫，此时的美国，面临着国内的肺鼠疫和海外进入的腺鼠疫，“这种歇斯底里的组合让美国国会恐慌”。

　　此外，政治因素也会波及甚至影响对瘟疫的阐释。1976年费城突发的“军团病”触碰了人们对冷战的恐惧神经，担心这是生物武器和化学毒素所致，以至于美国国会紧张起来，担心这会是一个“被错过的警报”。当艾滋病突然出现时，有流言说“病毒是五角大楼、制药巨头和中央情报局合谋，在生物武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众所周知，在加剧社会恐惧情绪方面，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介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有具体的事例展现不同群体的“傲慢”和不同形式的 “狂妄自大”。比如1924年洛杉矶鼠疫期间，当地政府对疫区——梅西大街和观景花园区——进行隔离检疫的决定与控制感染没有太大关系，纯粹出于种族主义与偏见，因为那个社区居住着一群墨西哥人，疫情就是从一场家庭守灵会后暴发的，在洛杉矶的官员和白人看来，这就是一个落后社群。事实上，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该社区发现的鼠疫比预期要少，在港口捕捉的1000只老鼠中没有检测出阳性。

　　《人类大瘟疫》一书尖锐地指出人类为自己的“傲慢”付出的代价，持这种“傲慢”态度的甚至包括疫病狙击手——科学家。

　　1918年流感期间，正值西方科学界沉浸在细菌学建立和疫苗发明的喜悦中，科学家成为对付疫病的英雄，法国和德国的细菌实验室不断有好消息传出，科学家充满了战无不胜、奋勇前行的自豪感，而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了社会和公众心理。当时，关于流感致病病原体的说法，科学界普遍采纳德国细菌学之父科赫的女婿所提出的普氏杆菌的结论。然而，在对美国军营流感病例的测试中，科学家发现并非所有的病例都能检出普氏杆菌，但当时没有人敢挑战德国科学家的权威，也不敢公开质疑德国科赫学派所创建的细菌理论范式。即便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却依然无法撼动既定的流感细菌学范式。在作者看来，科学家有责任“规避智识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对于自己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幻觉或自以为是”。

　　作者认为1976年在费城发生的军团病挑战了战后的医学进步，打击了那些认为先进工业社会不再需要担心旧时代瘟疫的自大心理，

　　“如果说军团病是对过于自大的公共卫生行业的一则警示，那么艾滋病彻底让人明白，在先进的技术社会中，尽管有疫苗、抗生素和其他医疗技术，传染病却并没有被消灭，反而持续地在威胁着我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森瑟尔说：“我们曾期待当代科学战无不胜，可以使所有困难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

　　的确，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使传染病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对流感的生态学、免疫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准确把握疫病模型，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流行病的趋势。尽管，科学家已经从1918年大流感的H1N1病毒中提取了遗传物质，对其病理学和流行病学也有了充分的解释，但依然无法回答，为什么1918年大流感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轻人？因为该病毒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传染性，这成为一个弥久的科学谜题。同样，费城军团病的疫情调查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构成20世纪 “流行病学最大的一个谜”。科学家认为“近几十年来，流感大流行继续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暴露了科学知识的一些根本性缺陷”，致使科学家至今无法确定流感暴发的决定因素和出现概率。

　　霍尼斯鲍姆无不忧虑地说：“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2009年H1N1疫情过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两种H1N1猪流感病毒发生重组后，可能会引发全球流感大暴发，为此启动了防备计划。然而，直到2019年4月《人类大瘟疫》英文版出版，世界卫生组织预言的大流行也未发生，这引发人们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捏造”流感的预警，是在帮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利益集团。

　　1946年，在《鼠疫》的结尾，加缪借里厄医生的思考表述了他对瘟疫会重新到来忧虑：

　　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耐心地潜伏守候。

　　下次疫情一定会来的，问题是，我们得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作者 高晞 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